(2)完善履行判决和重作判决，增强其明确性、指引性。
在此过程中，法律与政策之间、人大与执政党之间必要的制度距离越来越被缩短，甚至被完全消解。1995年，其提出要将《环境保护法》列入下一个五年普法教育规划，各级党校和行政管理学院开设环保课程，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环保意识和决策水平，保进《环境保护法》的深入实施。
相反，法律规则往往趋于稳定、也必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以便为社会和公民提供相对稳定的行为预期。在执政党政策尚未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之前，特别是在未对其做合宪性、合法性审查之前就不假思索、不加甄别地予以概括性承认并且通过执法检查等监督方式加以宣传和推行逾越了政党与国家两大政治系统之间必要的界限。尽管宪法确立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并且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但宪法并未将这两个政治实体排除在其约束和控制之外。因此，回归宪法和法律对于执法检查监督的定位是必要的。法律的实施不可能脱离其所依托的宏观生态环境，包括政治生态。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开展监督工作，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监督实效，……保障和促进改革、发展、稳定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执政党政策的有效实施的确需要调动各个权力分支的力量通过投入资源、深入基层加以推进和巩固。对于裁量行政行为，则司法权应保持必要的尊让，审查范围应受到限制。
(3)增加禁止判决和补正判决。参见鲁鹏宇：论行政法学的阿基米德支点—以德国行政法律关系论为核心的考察，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5期。司法审查中，积极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诉讼目的为切入点、突破点，借鉴国外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审理思路，对审查对象有所侧重，适当地将司法审查的触角深入到行政法律关系中。[21][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页。
司法实践中容易造成司法审查的简单化、形式化，司法审查对象与当事人的诉求或目的脱离的现象，裁判结果如隔靴搔痒，裁判的正义与当事人追求的正义存在隔阂，消弱了纠纷化解功能。[21]除以上两种主要的区分情形外，行政行为涉及权利内容、行政行为的专业性等因素也影响着司法权介入行政权乃至确定行政法律关系的程度。
如行政裁决、行政确认案件中，裁决或确认的对象本身就是民事法律关系。同时，由于协调和解机制的非正式性，也存在着监督弱化、公权被贩卖甚至侵害行政相对人权益等风险。五、余论前文旨在从宏观上勾勒出一幅在法律规则之内实现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图景。1．强化对原告诉讼请求和诉讼目的关注。
限于篇幅，各种具体制度设计未能展开。当然具体案件中问题绝非如此简单，事实问题、法律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一个判断结论的做出需要持续地在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之间往返流转，反复印证。[11]但是，由于各自侧重角度不同，三重目的的实现相互关联的同时亦存有张力，其中，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之间的一致性更多一些。如前所述，作为权力监督机制，司法权应对行政法律关系保持适度的超脱，不能随意侵入行政权的领地，即使以纠纷解决之名。
[1]长期以来，关于行政诉讼目的、功能的讨论，主要围绕救济权利、监督行政、保证案件审理等关键词展开，[2]强调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权力监督机制的特性，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纠纷解决功能。禁止判决与重作判决一样，是一种附带判决。
二是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具有真正的关联性。2.司法审查一般只涉及合法性而不过问合理性。
笔者认为，循着具体法治的思路，司法审查中确定处于争议的法律关系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因素，在合法性审查原则的缝隙中能动地行使司法审查权，不同程度地确定处于争议状态的法律关系。[29]应松年、杨伟东：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正初步设想（上），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此外，由于相关法律对于选择民事或行政救济途径规定不明确，民事审判庭与行政审判庭对于诉讼程序选择等问题存在不同认识，又没有内部程序规则，导致一些案件审理时出现互相推诿、互相等待的情形，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也不利于纠纷的有效化解。不仅要强调行政诉讼的客观诉讼的性质，还要认真对待与回应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以实现权利救济的针对性和彻底性。[5]但是，实现行政案件的实质解决，其着力点还应在行政诉讼机制内，以法律规则的完善和有效运作来实现。行政诉讼的存在并未单纯是为了解决纠纷或争端，不存在单以纠纷解决为目的的行政诉讼制度。
诚然，推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司法有所作为，也需要司法机制以外力量的协助与补强。具体重作内容的确定法理同前述履行判决。
3．行政争议是否具有民事因素。司法实践更是具体的、情境的，难以一言以蔽之，需要结合个案，具体分析。
[4]坚持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的形式下，活跃着追求行政争议实质解决的探索与尝试。(1)羁束行政行为与裁量行政行为。
此时，如何正确处理相关民事法律关系往往成为实现行政争议彻底解决的基础或前提。司法实践中则主要通过诉讼协调和解机制、联动互动机制等体制外行政审判新机制促进争议的实质性解决，而较少关注制度层面的探索、突破，以及理论上的归纳和提升。而撤销判决作出后，行政机关在原纠纷的处理中仍有再度行使权力侵犯相对人权利甚至做出相同行政行为的可能，不利于相对人的权利保护和争议的最终解决。当然，法院应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必要的审查与监督，以维护客观行政法律秩序。
作为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方式的创新，司法建议可以充分发挥弥补裁判不足的功能。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诉讼指导与法律释明，认真分析争议产生的原因和当事人的实质诉求，准确把握当事人的实质诉求，充分了解当事人的实际困难，围绕当事人争议焦点和诉讼请求，适度强化司法职权主义职能，查清案件事实，有针对性地审查和解决当事人间的实质性争议。
[4]章志远：我国司法政策变迁与行政诉讼法学的新课题，载《浙江学刊》2009年第5期。上述建议的实现也需要多种条件的保障，首当其冲的便是行政诉讼制度的类型化、精细化。
[10]同时，合法性审查原则的过分强调容易导致司法审查的形式化，即行政行为形式上是否合法，而忽略其实质合法性，甚至演变成了单纯的行政程序审查，从而降低了判决结果的实效性和可接受性。我国《行政诉讼法》更多地体现出客观诉讼的特质，强调对客观法律秩序的维护，而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其诉讼目的的关注则略显不足。
因此，法院在审查被诉行政行为时，对这些民事法律关系附带作出必要的审查、确定，在职权和能力方面均不存在障碍，甚至更有优势，有利于化解争议时通盘考虑、总体解决，实现诉讼经济。[8]这种审查方式的片面强调易导致机械司法，制约司法审查的强度，势必影响法律关系的最终确定。一些案件中原告的行为是否合法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具有一定的依存关系，原告以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错误为理由提起的行政诉讼中，事实争议成为案件焦点，只有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进行审查，才能确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才能真正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议。[23]对于事实问题进行适度审查，一方面对行政机关对事实判断给予必要的尊重，尤其是事实问题涉及经验性、政策性、技术性时。
对以民事争议为基础的行政案件而言，民事争议的解决往往是行政争议解决的关键83%的人认为，这个社会将会变得更公平、更自由。
而新宪法则分别规定了主权在民、宪法至高无上、公民权利与自由、土地与环境、财产权、人民的代表权、然后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国家治理的原则等（规定了政府进步的目标、原则、政府治理的方式、政府治理的边界、政府监督等）。比较而言，只有34%的人认为这个国家必须由一个强人执政才能变得更好。
这次修宪成功首先是肯尼亚各方一直呼吁修宪历经20载，人民意识到肯尼亚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的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宪法中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公民权利保护制度设计得不够科学和合理，这是修宪成功的内在的根本原因。③残疾人获得公平代表。